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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一些城市或者地区在君主统治下生活惯了,而现在,君主的家族已经被消灭,那么,一方面由于它们现已习惯于服从,另一方面由于旧日的君主没有了,它们既不能够意见一致地在它们当中另立一个君主,同时它们又不懂得怎样自由地生活。因此,它们揭竿而起是来得很慢的,从而使一位君主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它们。但是在共和国里,就有一种较强的生命力,较大的仇恨和较切的复仇心。他们缅怀过去的自由,就不平静,而且也不能够平静下来。因此,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把他们消灭掉,或者驻在那里。在研究这些君主国性质的时候,必须考虑另一点,也就是说,一个君主在困难的时候是否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不移,抑或是常常需要他人的援助。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要说:我认为如果由于人口众多或者财力充裕能够募集足够的军队,同任何入寇者决战于疆场,他们就是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屿立不移的人。另一方面,我认为,如果不能够同敌人决战于疆场,而只是被迫躲在城墙后面进行防御,他们就是常常需要他人援助的人。关于第一种情况,已经讨论过了,但是以后遇有机会,我们还需要再谈一谈。关于第二种情况,我只有鼓励这种君主为自己的城市森严壁垒、备足粮草,对于乡村则不要有任何顾虑,除此以外,我再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了。任何人如果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至于同臣民的关系则依照上面指出的、以后还要谈到的方法进行处理,那么人们向他进攻总得慎重考虑一番,因为人们对于一项计划如果预见其中有困难总是不喜欢的,而且君主已经给他的城市作好了城防工事,同时他的人民又不仇恨他,如要对这样一位君主进攻,可以预见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关于前面提到的君主的品质,我已经论述其中最重要的一些品质,现在我想根据下述总纲扼要地讨论其余的品质。这条总纲就是正如前面已经稍微提到的,君主必须考虑怎样避免那些可能使自己受到憎恨或者轻视的事情。如果他能够避免这些事情,他就尽到自己的本份了,即使有其他丑行也不会有什么危险。bob体育官方网站罗马人在他们夺得的地方,很认真地遵守这些办法,他们派遣殖民,安抚弱国,但是不让弱国的势力增长;他们把强大的势力压下去,不让一个强大的外国人赢得声誉。我觉得只要举希腊这个地方为例就足够了[8]。罗马人当时同〔希腊〕阿凯亚人和埃托利亚人修好,打倒了马其顿王国;把安蒂奥科驱逐了[9];然而从来没有让阿黑亚人或者埃托利亚人由于立了功劳而使他们的势力有任何增长。同时,无论菲利普怎样劝说也不能诱使罗马人成为他的朋友而不把他打倒。而且安蒂奥科的势力也不能够使罗马人同意他在那个地方保有任何地位。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罗马人所作所为正是所有明智的君主都应该做的:他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当前的患难,还有未来的患难。他们必须竭其全力,对那些患难作好准备,因为患难在预见的时候是容易除去的,但是如果等到患难临头,病入膏肓时就无可救药了。关于这一点,正如医生们就消耗热病患者所说的情况一样,在患病初期,是治疗容易而诊断困难;但是日月荏苒,在初期没有检查出来也没有治疗,这就变成诊断容易而治疗困难了。关于国家事务也是这样,因为如果对于潜伏中的祸患能够预察于幽微(这只有审慎的人才能够做到),就能够迅速加以挽回。但是如果不曾察觉,让祸患得以发展直到任何人都能够看见的时候,那就无法挽救了。

bob体育官方网站当我回顾公爵的一切行动之后,我认为他没有可以非难之处。恰好相反,我觉得应当象我在上面提出的把公爵提出来,让那些由于幸运或者依靠他人的武力而取得统治权的一切人效法。因为他具有至大至刚的勇气和崇高的目的,他只能采取这种行动,舍此别无他途。只是由于亚历山大短命和他本人患病,才使他的鸿图终成画饼。所以,如果一个人认为,为了确保他的新的王国领土安全免遭敌人侵害,有必要争取朋友,依靠武力或者讹诈制胜,使人民对自己又爱戴又畏惧,使军队既服从又尊敬自己,把那些能够或者势必加害自己的人们消灭掉,采用新的办法把旧制度加以革新,既有严峻一面又能使人感恩,要宽宏大量且慷慨好施,要摧毁不忠诚的军队,创建新的军队,要同各国国王和君主们保持友好,使他们不得不殷勤地帮助自己,或者诚惶诚恐不敢得罪自己,那么,他再找不到比公爵这个人的行动更生动活泼的范例了。[6]卡拉瓦焦(Caravaggio)之战,在1448年9月15日结束,一月后(10月18日),斯福尔扎即背叛米兰人,自己与威尼斯人结盟,于1450年2月26日攻克米兰。[3]“州”(“sangiaccati”)来自土耳其语“旗”(“sangiaq”),是土耳其行政区域,类似现代的省分,此名称沿用至1921年。

所以,那些新登帝位的皇帝们因为需要特别的帮助,就依靠军队更甚于依靠人民。这种作法对君主是否有益处,那就要看君主是否知道在军队当中怎样保持自己的声威而定了。[29]切萨雷·博尔贾(CesareBorgia,1475或1476—1507),是罗德里戈·博尔贾(后任教皇,称亚历山大六世)和罗马妇女万诺扎·代·卡塔内(VannozzadeiCattanei)的私生子,后在亚历山大六世的支持下,1493年任西班牙瓦伦西亚的枢机主教,1499年由法国国王授予瓦伦蒂诺公爵。现在谈另一种情况:如果一个平民的市民,不是依靠罪恶之道或者其他难堪的凶暴行为,而是由于获得本土其他市民的赞助而成为本国的君主,这种国家可以称之为市民的君主国。要取得这种地位,一个人既不完全依靠能力,也不完全依靠幸运,需要的倒是一种幸运的机灵(unaastuziafortuAnata)。我认为,取得这种君权,不是由于获得人民的赞助就是由于获得贵族的赞助,因为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互相对立的党派;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由于这两种相反的愿望,于是在城市里就产生下述三种结果之一,不是君主权(principato),就是自主权(libertà),否则就是无政府状态(licenzia)。君主政体,不是由人民建立,就是由贵族建立,这要看在这两方当中哪一方获有机会。当贵族看见自己不能够抗拒人民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使他当上君主,以便他们在他的庇荫下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另一方面,当人民察觉自己不能够抵抗贵族的时候,也抬高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声望,并且扶他做君主,以便能够依靠他的权力保卫他们。一个人依靠贵族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比依靠人民的帮助而获得君权更难于继续保持其地位。因为君主发觉自己周围有许多人自以为同他是平等的,因此他不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思随意指挥他们或者管理他们。bob体育官方网站[26]纳贡的人(Pensionario)或作“臣服的人”解,此指那波利的阿拉冈国王费代里科一世(FedericoⅠ)。

[4]汉尼拔(Annibale,公元前247—183),迦太基军队统帅,曾越过阿尔卑斯山入侵意大利,后失败逃亡(公元前196),联合叙利亚国王对罗马人作战,失败后自杀。现在我们回到关于被人畏惧或者被人爱戴这个问题上来。我的结论是: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他只是必须努力避免招仇惹恨,有如前述。因此,一个君主如果不能够在他的国家里看出滋生的忧患,他就不是真正英明的君主。而能够有这种先见之明的人只是少数。同时,人们如果研究一下罗马帝国覆灭的头一个原因,就会察觉,这是从雇佣哥特人当兵才开始的。因为罗马帝国的势力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衰微的,而以前曾经使罗马帝国勃兴的一切力量都转移到哥特人那里去了。公爵所要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削弱奥尔西尼和科隆内这两个家族在罗马的党羽。为此目的,他笼络所有属于他们党羽的贵族们,使他们成为自己的贵族,给予重重的赏赐,并且按照他们的等级地位使他们荣任文官武尉。这样一来,他们原来对那些党派的感情,几个月间在他们心中烟消云散,而完全转过来向着公爵了。其后,当他把科隆内家族的人们解散之余,便等待时机以便消灭奥尔西尼家族。这个机会果然不久就到来了。他很好地利用了它。因为奥尔西尼(虽然为时已晚)终于察觉到:公爵和教廷的势力扩大,就意味着自己的灭亡,于是在佩鲁贾的马焦内村举行了一次会议[6]。结果,在乌尔比诺的叛乱和罗马尼阿的骚动爆发了,它们给公爵带来无限的危险。然而所有这一切危险在法国的帮助下他都克服了。公爵在恢复了他的声威之后,因为不愿由于依赖法国或其他外力而陷入危险之中,他便诉诸诡计。他深深懂得怎样掩饰自己的心意,他不惜献尽殷勤,笼络保罗·奥尔西尼[7],奉送金钱、服饰和骏马,从而通过保罗的斡旋,使奥尔西尼的人同自己和好,而且由于他们的单纯使他们在西尼加利亚落入公爵的掌中。公爵消灭了这些首领并且使他们的党羽变成自己的朋友之后,他据有罗马尼阿全境和乌尔比诺公国,这就给自己的权力打下很好的基础。尤其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赢得罗马尼阿人的友谊,并且赢得所有这些人民的支持,因为人们现在已开始尝到他们幸福生活的甜头。

[6]此处见李维著《罗马史》第35卷第48节。原文拉丁文:“Quodautemistidicuntnoninterponendivòsbello,nihilmagisalienuinrebusvestrisest;sinegratia,sinedigmtate,premiumvictoriseritis”(原著与马基雅维里引语略有出入)。阿凯亚人的君主菲利波门(Filipomene)[4]曾经受到史学家的各种赞扬,其中有一条就是,因为他在和平时期还是思考着战争的方法;当他和他的朋友一起在乡村的时候,他常常停下来同他们讨论:如果敌人在这个山丘出现,而我们和我们的军队却在这里,谁享有地利呢?我们怎样才能够保持队形稳妥地打击敌人呢?如果我们想退却,应该怎样采取行动呢?如果敌人退却了,我们应该怎样追击呢?当他和他们一起走着的时候,他会向他们提出一支军队可能遇到的一切情况,他倾听他们的意见,并且说明自己的意见,同时提出理由加以论证。这样一来,由于这样经常不断地深谋远虑,他在率领军队时就不可能发生他不能够应付的任何意外事件。我毫不踌躇地援引切萨雷。博尔贾及其行迹为例。这位公爵依靠援军侵入罗马尼阿,他们全部是法国的军队并且依靠他们占领了伊莫拉和富利。但是后来,他觉得这种军队靠不住,于是转而依靠雇佣军。因为他认为雇佣军的危险较小,他雇佣了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兵,可是,后来在管理中觉察他们可疑、不忠实,并且有危险的时候,他立即消灭他们,回过头来依靠他自己的人。我们注意了一下:当这位公爵只是依靠法国人,当他依靠奥尔西尼和维泰利的雇佣军,以及当他依靠自己的军队和他自己的时候,他的名气互有不同,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地认识到这些军队之间的差别了。我们发现,当每个人都知道他是他的军队的完全的主人的时候,他的名声总是愈来愈大,他受到人们的敬佩,是任何时候都比不上的。[5]圭多·乌巴尔多(Guido.Ubaldo,1472—1508),乌尔比诺公爵(ducadiUrbino),1502年收复了乌尔比诺。1508年死亡。

因此,任何人考察阿加托克雷这个人的行动与生涯[5],就会察觉到他毫无或者很少可以归功于幸运之处。因为,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取得了君权并不是依靠他人的好意,而是经历无数的艰难险阻,在军队中逐级提升得来的;其后他继续保持这个地位,则是有赖于许多勇敢的冒着风险的决策。但是,屠杀市民,出卖朋友,缺乏信用,毫无恻隐之心,没有宗教信仰,是不能够称作有能力[6]的。[1]这是有意夸张的表达,但是它符合马基雅维里的一个观点,根据这个观点,君主可以(甚至应该)将民事管理工作交给自己选择的地方官,而自己绝对地掌握战争事务。bob体育官方网站现在考虑了上面讨论过的全部事情,并且自己思量:意大利此时此刻是不是可以给一位新的君主授予荣誉的吉日良辰,是不是现在有某种要素给一位贤明的有能力的君主提供一个机会,让他采取某种方式,使自己获得荣誉,并且给本国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我觉得许多事情合在一起都是对新君主有利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比现在对君主的行动更合适。而且正如我所说过的,如果为了表现摩西的能力,必须使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为了认识居鲁士精神的伟大,必须使波斯人受梅迪人压迫,为了表现提修斯的优秀,必须使雅典人分散流离;那么在当代,为了认识一位意大利豪杰的能力,就必须使意大利沉沦到它现在所处的绝境,必须比希伯来人受奴役更甚,必须比波斯人更受压迫,必须比雅典人更加流离分散,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并且忍受了种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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